此外，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指出，审查是否被侵犯时要考虑干预的直接性和实质性。
77号指导案例发布后，最高人民法院在诸多案例中不断重申上述裁判观点。我国的立法技术质量状况、行政审判依据体系和诉讼入口管制力度等诸多因素共同决定了当下确立保护规范理论单一判断标准是不适宜的。
比如究竟是法律上保护的利害关系，还是法律上应当保护的利害关系，[xxviii]又如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如何兼顾行政赔偿中事实上的利益，再如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如何关照《行政诉讼法》第2条（1989年）侵犯合法权益的规定并实现解释上的逻辑统一，等等。这样，在起诉问题上形成了宽进严出的局面，[lxxii]几乎所有的行政争议都可以便利地诉至法院，真正意义上的原告资格审查是在案件进入法院后才开始的，并且根据不同的诉讼类型，德国设计了宽严程度不一的审查标准。换言之，法国行政法治尽管忽视利害关系人的胜诉权，但却无意中实现了对行政第三人起诉权的充分保障。而德语中，法和权利都由recht一词表示。而北京高院在提起上诉五个多月后才作出终审裁定，抛除案卷移送的合理期限不论，对于仅仅对起诉条件进行了前置性形式审查的案件来说，其司法效率之低可见一斑。
[xi] 《行政诉讼法》（1989年）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另一方面，主观法又是法律化了的权利，即法律上规定的受诉权保障的权利。在法国，受客观主义行政审判模式的影响，整个行政诉讼的核心在于制止违法，而非经由诉讼实现诉争权益。
[xlvi]长沙中院的裁判逻辑和一审法院基本相同，只是试图通过引入起诉条件论证补强其裁判结果的说理性。这样的制度设计既难以自洽也极不经济。[li]《价格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22条规定：物价检查机构应当依靠和发动群众监督检查价格，协同工会和街道办事处组织职工价格监督站和群众价格监督站，开展群众性的价格监督检查活动。依此梯度性判断结构，我国在法律上利害关系这一原告资格标准判断环节上，可以批判性地借鉴德国保护规范理论，以提升法官的法律解释技术和规范适用能力。
支持者有之，[ii]反对者也不泛其人。张扩振：《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发展之历程与理念转换》，载《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8期。
同时，长远来看，立法性司法解释必将随着我国法治的日益完善而最终走向消亡。其二，在英语世界，法（law）和权利（right）用不同单词予以指称。通过案例2可知，未来在修改法律时，在法典中进一步明确驳回申请类行政复议决定的可诉性是非常必要且急迫的。基于对我国《价格法》第1、14、18、22、23、25、37、38、41等条款的体系性分析可知，我国制定《价格法》不仅仅是为了发挥价格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稳定市场价格总水平，《价格法》在立法目的上还强调对消费者个体性合法权益的保护。
主观公权利乃德国行政法的支柱，[xxix]保护规范理论对公民主观公权利的证成具有决定性，对主观公权利的承认取决于不仅保护公共利益而且至少也保护个人利益的法规范的存在。司法解释在维护法制统一和指导司法实践诸方面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原告欲实现免费或者低价参观，但由于批复行为的先在性，仅通过民事诉讼起诉某书院（或某大学）是无法获得有效救济的。再如《行政强制法》第1条规定：为了规范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iii] 参见杨建顺：《适用保护规范理论应当慎重》，载《检察日报》2019年04月24日第07版。[xxxv]其中，第16条实现了对法释[2000]8号司法解释既有条款的技术性整合。
[lxvi]我国立法质量状况，构成了保护规范理论单一司法适用标准的前提性和基础性障碍。[xliii]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1行初830号行政裁定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京行终6562号行政裁定书。
[lvi] 倪洪涛：《说理是裁判文书的王道》，载《南方都市报》2016年6月29日A14版。另外，该司法解释第18条[xxiv]尽管是对法定代表人以企业名义提起诉讼这一程序性权利的肯定，从公司治理结构上看，相对于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的第三人身份亦确定无疑。究其原因，就在于司法说理时缺乏对原告资格的梯度性论证，导致推导出的裁判结论显得极为突兀，论证和结论之间发生了严重的逻辑断裂。[lii] 其次，原告合法权益实际受损是本案的基础性事实。第18条规定：业主委员会对于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业主共有利益的行政行为，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xxvi] 王贵松：《行政法上利害关系的判断基准——黄陆军等人不服金华市工商局工商登记行政复议案评析》，载《交大法学》2016年第3期。
财政法院主管租税方面的行政案件。[viii]笔者以为，将新中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历史变迁分为三阶段较为恰切，因为所谓直接利害关系标准，是对行政审判适用民事诉讼程序时期原告资格判断标准的描述。
比如，在刘忠菊等诉衡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衡阳市人民政府规划行政许可及行政复议一案中，[lxxiv]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18]1号司法解释第18条之规定认为，[lxxv]对于涉及业主共有利益的行政规划许可争议案件，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的是业主委员会和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或者占总户数过半数的业主。物价部门要发挥消费者协会监督价格的作用，依法查处消费者协会反映的价格违法行为。
[xxvii] 同前注[2]，章剑生文。[x] 如区成不服九龙海关行政处罚决定案、郑太发不服土地管理行政处罚案、支国祥不服行政处罚案、上海环球生物工程公司不服药品管理行政处罚案和台湾‘光大二号轮船长蔡增雄不服拱北海关行政处罚上诉案。
三是该实体法规范是行政法规范而不是私法规范。长沙中院认为：涉案《批复》系针对特定对象、特定事项作出，省发改委主张属规范性文件，不予采信。[xli]换言之，在行政协议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历史背景下，我国亟待确立依约行政原则，由协议约定而产生的利害关系应当包含在《行政诉讼法》（2017年）第25条规定的范围之内。从理论上讲，相对人可分为直接相对人和间接相对人。
[ix] 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第3条第2款规定：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规定。1970年联邦最高法院在Association of Data Processors v. Camp[lxxx]案中形成的判断基准为：（1）事实上损害标准（injury in fact），即案件首先要构成司法争议，且起诉人利益遭受被诉行政行为事实上的损害。
[lxx] 相比之下，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制度的确立和对起诉条件前置性严格审查的司法传统，充分说明了我国行政诉权保障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二）案例2的简短评析 在某书院收费系列案中，案例2中的复议机关采用了利害关系和受理条件双重论证逻辑，并作出了驳回申请人行政复议申请的决定。
第10条第2款第2句不因此而受到影响。[vii] 参见陈鹏：《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多层次构造》，载《中外法学》2017年第5期。
原告50元参观对价的支付（损失）与其说是书院的民事行为所致，毋宁是民事行为背后的行政批复行为的法效力影响游客的必然结果，行政批复是某书院能够收费的基础性赋权行为。该条款被学界誉为法治发展的万有引力点、整体的马达、能量聚集点等。无条件登记立案才符合立法的目的，而我国的起诉条件基本上对应德日的诉讼要件，对其应进行逻辑上的先决性实质审理。北京一中院的审查严重超期，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51条第2款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的明文规定。
其次，从立法草案来源即起草单位上观察，我国绝大多数法律案和地方性法规草案，都是由政府甚至其职能部门起草并提出的，或言之，我国立法存在着严重的部门主义、本位主义和行政主义倾向。进入专题： 梯度性判断结构 保护规范理论 行政第三人 原告资格 。
另一方面，目前市场价格行为还很不规范，乱涨价、价格欺诈、价格误导等不正当价格行为比较普遍，需要通过法律加以约束。长沙中院论证道，《行政诉讼法》第49条第1款第1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25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因为受案范围的案件管制与起诉条件（含原告资格）在制度设计上并非处于一个法律层面，前者的逻辑起点是行政行为可诉性，后者的核心是对诉的利益的司法判断。（三）我国未真正建立起诉人和原告二元分立制 其一，德国《行政法院法》第40条规定：一切未被联邦法律划归其他法院管辖的非宪法性质的公法争议，对之均可提起行政诉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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